白云边酒业：我的父亲——记于己亥年清明

       父亲是一个从庄稼地里走出去，兜兜转转大半个中国，从中国的东北边走出国门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后来终于又回到了庄稼地的老兵。父亲最后一次并且永远地回到庄稼地是以尘土的形态，那时的父亲已经变得很轻很轻，仿佛一阵风可以吹散，但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沉甸甸：一面党旗，一本退伍荣誉证，一本离休荣誉证，和血液里倔强的性格特质。

       父亲最美好的年华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，他用晚年的失聪纪念着淮海和抗美援朝战役中的隆隆炮火。父亲说，当年很多战友从战场下来，腮帮子上都挂着血迹——耳膜让强烈的声波给“撕”裂，好长时间对声音充耳不闻。操作六0式迫击炮必须在炮弹发射前将头低于炮口水平以下，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情绪激动，讲述得绘声绘色，且可以持续半天。父亲需要听众，听众越多，他越是投入，情绪越是高涨。从小我就一直是最忠实的听众，虔诚地坐在这个当年炮兵班长的膝旁。到了我的少年时期，能听到这样的讲述渐年地少了。父亲的听力一年不及一年，到后来竟是难以呼应了。父亲讷于了言语，只有时，在我耍赖式的请求下，他才吃力地零零碎碎说上一些，情绪也已不似往日的饱满。

       父亲是出乎意料地老了，这个发现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口。父亲个头不高但身体强健，加上出生入死的经历，这些无不昭示着他生命力的顽强，这样的父亲我是万不能接受他的衰老乃至死亡的。在我的眼里，父亲应该是那个击打不垮，将做任何事情都当做一场战斗的，超越了生死的父亲。但父亲倒下了，像一根被时间锯条锯断的树，倒下了。

       这棵树作为树的形态在这个充满风雨的世界站立了73年，这数十年是挣扎的数十年。父亲过世后，组织从人事档案局调出父亲的个人档案，我含着泪读着父亲热血忠诚的一生，概括于简短的几行字里：1948年参加革命，某某年复员，地方工作任乡团委书记，棉花采购组组长，食品主任，纪检干事，行政级别19。这是父亲一生的足迹和组织对他的概定。父亲的复员证书上的记载是：荣立三等功3次，四等功6次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未向人提及过这些。

       父亲不是一个居功的人，党和国家给了他极高的待遇——这是他的原话，父亲觉得是有愧于国的。1984年父亲因病退休（后改离休），就回到农村老家，守着老屋和母亲一心侍弄几亩田地。父亲种庄稼一丝不苟得几近于迂，可是每年庄稼长势也确能在大片田地里拔得头筹，父亲便露出满脸得意之色。邻家种田的后生哥见父亲每日立于门口夕阳余晖里，总问：伯，明日有雨没？连我这个孩子都能听到话语中的戏谑，父亲竟毫无察觉，还是一本正经地观云识天气。

      父亲的不谙人情世故，往往把母亲恨得牙痒。在成分论的年代，我的外祖父被父亲认真地定为了富农。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终未能改变父亲遵循原则的决定。类似的很多决定，决定了父亲时常处于“众叛亲离”的境地。父亲像一棵孤独但笔直坚挺的树，在天底下自顾自地活着。这棵树未能给予我们兄弟姊妹更多的荫蔽，但我一直仰视着这棵有着信仰的树，并一直以来呼吸着清新而干净的空气。

       父亲是一棵树，站着，是我凝望的故乡。树木成灰，入了土，我便丢失了根系，一片空荡。

       父亲不饮酒，但我每年都会把一杯酒倒进泥土。我看见一杯酒被大地一饮而尽，那时，我是多么想哭。

（文字/白云边酒业 袁晓林）